秦时明月中的“萤惑之石”与星象文化

在《秦时明月之万里长城》中出现了这样一块石头。萤惑之石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三十六年，明月荧惑守心。星象有坠星下东郡，文化至地为石，萤惑之石黔首或刻其石曰‘始皇帝死而土地分’。明月”荧惑指的星象即是火星，“心”即“心宿”，文化指天蝎座中的萤惑之石红色一等亮星心宿二，由于它红光如血似火，明月故我国称它为“大火”。星象“荧惑守心”即指火星在心宿处徘徊，文化两红相斗，萤惑之石是明月战争与客克主的代表。（需注意“大火”是星象恒星，不是火星的代称，“荧惑”才是火星的代称。“七月流火”中的“火”指的亦是“大火”。）

但我们问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隐喻，为何“荧惑守心”能够指向战争和图中的“亡秦者胡”？

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天文学在中国的地位。

观星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普遍的事情，天文学也非常发达。

按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记载，“三星在户”为妇人之语，“龙尾伏辰”为儿童之谣，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”，可见天文在中国古代是家喻户晓的话题。天文即天纹，亦可解为星象。星象颇受朝廷重视，周朝开始就有专门观测星象的冯相氏和保章氏，负责“视时日”和“观妖祥”。

在《K》中出现的宗像给伏见的授剑仪式， “星昴殷冬献吉日”，昴是仲冬的代表。伏见的佩剑名为“昴”，宗像给伏见授剑的时候也是在冬天。

星象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都很普遍，对应十二星座，中国很早也有“黄道十二宫”。这张是黄道十二宫彩绘星图，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星座，这幅图为辽代作品，故可证明十二星座在一千多年前已经传入中国。中国古代有十二次，古代西方也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，把 黄道带分为 白杨，金牛等十二个等分，与十二次的划分的稍有差异。黄道十二宫中，每宫均有一对宫，互相对立而补足，一宫对七宫（白羊座与天秤座），二宫对八宫（金牛座与天蝎座），以此类推。我们平时相信的“星座性格互补”即是来源于此。

回到之前的问题：为什么星之于人那么重要？

1、中国有一种天人合一观，与观星的发达密不可分。受天人合一观的影响，在官僚体系中，星象的命名与排列表现为对封建制度与架构的重现。地域划分上，有星象分野说，“荧惑守心”意味着火星侵入心宿，也是分野中的列国相互侵入的代表，所以意味着战争。官曹列位与星座尊卑亦密合，统治者借用星象政治哲学的隐喻塑构出一个壁垒森严的体系，如：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以北斗运行“三起而成，四转而终”，将官职分为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，“三人为选者四重，自三之道以治天下，若天之四重，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。”又按照天上五星与金木水火土的对应关系，设置司空、司农、司马、司徒、司寇五官，象征着互相制衡。秦时明月中的龙且担任的就是大司马，当然当时还没有确且的五行对应说。

即中国人在天界与地府之间构筑了一种人间的复写，地君和天神都按照人的管理模式生活。

2、对应到具体的人物，则体现为一种“星命论”思想，最著名的当属韩愈的《三星行》。“精浮于天者谓之星”、“众星列布，精成于天”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“人/物之精”与“天之星”是相通的：汉相萧何被认为是“昴星精”，即昴星的化身；白居易《八骏图》中“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”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载“房为府，曰天驷”，房星代指马。

光武帝与严光共卧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，“客星”作为不详的象征，后来成为诗中常用的典故，如杜甫就有“长沙才子远，钓濑客星悬”。杜甫常在诗中自称“客星”，当然此处的“客”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含义。杜甫的诗还常常提到“北辰”，以“北辰”喻指朝廷，表达忠贞不渝之情。“北辰”即北极星，又称紫微星或紫微垣，白居易也常在诗中以紫微星自比。

李白出生时“惊姜之夕，长庚入梦，故生而名白，以太白字之”，“长庚”在古代即指太白金星，而李白自己也很喜欢拿太白说事，如：“太白与我语，为我开天关”；“太白夜食昴，长虹中日贯”（《汉书》：“太白，兵象也”）；诗中同样特别关注自己名字的还有白乐天，其名源于《周易》“乐天知命而不忧”。

在中国的悼亡诗中，星象与人的相互联系有两种体现形式，一是人死后星陨，二是人死后化而为星。前者例证如：武则天去世后，崔融悼诗曰“人亡折夜星”；后者如《庄子》“傅说得道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列于星”。

星与人世的对应关系大约在于此。

《秦时明月》所遵循的也是这样一种史书里常见的文化传统啦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文章是年初写的，不是很满意，也不大会有后续了，蹭自己的热度发一下。兔女郎周末更新，之后还会写关于花牌情缘和歌牌文化的内容（大概寒假，期末狗要死了），如果发出来大约会在“屋顶上的文化研究所”那里，也欢迎关注(´；ω；｀)。